跟我有什麼關係?

最近劉曉波得到諾貝爾獎的事情在英文的媒體上，因著中國政府的反應而有許多報導。看到整個頒獎典禮有些國家因為中共就不出席了，跟我那些幼稚的小朋友還是Mean Girls有得比。霸王嬌嬌女小芬因為不爽小麗跟她的死對頭阿珠要好，聯合一群同夥的女孩一起罷去小麗的生日趴。這種戲碼不是十幾歲勾心鬥角的小女生間常搞的嗎?

早上聽廣播聽到記者訪問中國大學生對此事的看法，回答大致是:「跟我們的生活又沒有什麼關係。」於是我一邊開車去學校的路上，一邊想著:「真的跟我們的生活一點關係都沒有嗎?」

是啊。也許真的一點關係也沒有。我們的生活常常也不過是簡簡單單，一分工作，一個安穩。學生大概就是能好好求學吧。

可是我的思緒卻把我帶回到一個不太相關的，高中時的回憶。

高一的時候，得選修社團活動。我當時選了吉他社。學校很大，因此一個社大概有兩三百人吧。我其實對自己的歌聲沒有什麼自信，以前也從沒參加過合唱團之類的活動。但是因為吉他社的關係，得練習又彈又唱。把臥室門關起來自己練習的時候，其實還挺快樂的。我一直對舞台有很大的恐懼，討厭在大家面前說話。為了挑戰自己，當時還硬著頭皮報名參加民歌比賽這種現在想起來自己也搞不清楚怎麼發生的事情。

冬天的時候，社裡和幾個當地的高中合辦吉他營。高中吉他社的教學幾乎都是由學姐傳承下來。有錢又有動力的人才會去拜社團的指導老師學習，然後這些人就會變成下一屆的幹部。因為是聯合吉他營，因此在營會裡不只有學姐，還有許多學長，他們就是營會唯一的老師。吉他營是在某個國中舉辦。那時大概學生都放假去了，我們正好租下來用。第一天晚上，吃完晚飯，到了洗澡時間，學長姐大聲宣布洗澡時間只有三分鐘的戰鬥澡(我一度以為我跑到電影「報告班長」還是什麼「大頭兵」系列的拍攝現場)，洗澡時門不可以鎖，特別是那種洗太久的，因為學姐會「突擊檢查」， 。(現在想想:檢查啥呀? 乳房腫瘤嗎?)。當時大家都是小高一，沒什麼概念，因為怕被「檢查」到，洗得特別快。雖然天氣約是寒流來襲下的溫度，但是女生實在很難不洗澡。一邊洗一邊都在想到底時間到了沒有。在一片蒸氣氤氳下，突然有「砰砰砰」的敲門聲此起彼落，整個浴室充滿一片呼喊和吵鬧聲，還聽不清是怎麼回事，沒擦乾就把衣服往身上死命的一層一層的套。出來以後餘悸倖存，發現學姐正在又敲又拉，斥罵鎖在門內的女孩快點出來。不記得是否有人哭了起來，但是我從來沒有這麼樣又驚又恐的洗完如此快速的一個澡。

洗完澡以後，全體男女生都被叫出來集合，一起去夜遊。這所國中算是比較遠離市區的學校，旁邊是一座小山。晚上彎彎曲曲的路只有帶隊的人有手電筒，然後這個年紀的小鬼一到這種情境就會忍不住想要講鬼故事自己嚇自己。摸黑走了一圈以後，大家都累了，於是紛紛回宿舍睡覺。床很硬，又很冷。我幾乎把所有的衣服都穿上了。好不容易睡著了，睡夢中，突然一陣尖銳的哨音就在寢室裡響起。夢中聽到這種聲音的第一個反應就是從床上彈起，還沒意識到怎麼回事，腦袋也還不清楚，還以為發生了什麼災難，就被大聲喝斥與命令迫著跳下床到操場集合。到了操場，發現男孩們也是同樣的在睡夢中被學長驚醒，趕到黑夜中寒冷的操場上。全部的人得排隊站好，然後立正稍息立正稍息，接下來踏步一二一二，"踢高一點! 踢高一點! 你們是豬聽不懂啊! " 學長馬上化身為魔鬼班長庹宗華，什麼難聽的話都罵出來了。當時不知道為什麼，所有的人在一天的吉他課、團康、炊事、夜遊過後都累翻了，對於這些不合理的指令，都完全配合，甚至帶著無限恐懼，沒有人想過，「馬的，我是付錢來學吉他的，不是來上成功嶺當義務役的!」身體又累，又冷，又怕地折騰了一個鐘頭，我們這群十五六歲的孩子才被帶回宿舍睡覺。

第二天吉他課照常開始。我很訝異沒有人特別談論前一天晚上的事情。學姐回來學校以後，還是一樣的風趣，談笑風生。那晚，我覺得我幾乎是帶著眼淚在操場的冷風裡踢正步的。難道學長姐覺得這麼做可以促進同學間的患難情誼? 在我身上並沒有。和我同一小隊的人我一輩子也不會再見到他們，第二天我們一起烤肉，我只想著如何快點結束回家。我不能斷定自己從此再也不彈吉他跟這件事有關。不想再彈吉他的原因很多。我的手很會流汗，彈琴時像在游泳一樣，彈吉他的手指只要一個星期沒彈，繭就會慢慢退去，手指薄繭被絃劃破的傷口加上汗水的鹽分，幾乎像是滿清十大酷刑。但是現在想起來，那種讓我不愉快的， 能夠有幾個人就可以控制全體，學姐學妹制的威權結構，是讓我完全不想再踏進社團的原因之一。 詭異的是，學長姐學弟妹彼此其實也不過差個一兩歲而已。到底為什麼他們能夠有那樣的權力?

去年在學校的課裡我們看了一個影片，又勾起了這段回憶。影片中有一部分是關於著名的「史坦福監獄實驗」(註:該紀錄片叫The Human Behavior Experiment, 網路上可以找得到)。這個實驗發生在一九七一年，由史坦福大學心理系的教授，Philip Zimbardo主持。實驗的一開始，他們招募了大學裡的學生一起參與一個為期兩週的獄卒與犯人的實驗。首先他們隨機指派學生分別成為獄卒與犯人，讓他們住進系裡改造的牢房裡。接下來，讓他們隨著自己的角色在這個假監獄裡生活，但是他們可以選擇什麼時候中止實驗。他們給獄卒制服，警棍，深色墨鏡，給犯人囚衣。奇怪的事情發生了。這些本來都是聰明正常無任何犯罪背景的名校大學生，過了沒多久，當獄卒的人居然就開始像獄卒一樣對待犯人。他們開始虐待犯人，處罰他們，而犯人開始活得像一個犯人，沒有人突然說:「喂，搞什麼，這不是個實驗嗎! 我要中止實驗!」實驗者一直等著犯人說出這句話，好讓大家都可以回家去。可是居然沒有一個犯人意識到這一點。到最後有犯人情緒崩潰，被送去醫院，而這個實驗本來打算進行兩個星期的，但是眼看再下去就要出事了，只好叫停。

為什麼一個正常(與假設)善良的大學生，在被賦與威權角色以後，在人為的機制裡，就開始做出違反過去行為常態，甚至社會常態的行為? 我想起那天夜晚的經驗，與史坦福監獄實驗巧妙的相似之處。如果，在那個時候，如果有一個人可以跳出來指出學長姐是沒有權力對我們做這些事情的，會發生什麼樣的情形? 可惜整個校園只有我們學員不知道的某處有公用電話，如果那時有人打電話回家，會發生什麼事? 又是否每一屆的吉他營都會上演同樣的戲碼? 有沒有人當了吉他社幹部以後，能意識到這樣的傳統，就像兄弟會和姐妹會的hazing一樣，需要被終止?

只是這些都是後話。史坦福監獄實驗的結論是，在社會體制內為惡的人，也許並不是因為他們本身特別邪惡。相反的，他們其實跟我們沒什麼兩樣。但在某些環境下， 特別是給予權柄以後，卻能做出極大的惡事(如納粹德國)。而一般人對於權柄與權威又傾向於服從的態度，正如Milgram的電擊實驗。因此，能夠跳出來的人指出權威錯誤之處的人，是極其難能可貴的。當時在監獄實驗裡有位實驗者的女友是心理系的博士生。她跑來看男友，發現整個實驗監獄已經走向瘋狂偏差的地步，連忙跑去找Zimbardo，告訴他這個實驗有問題，必需中止。Zimbardo在紀錄片裡提到，起先他還沈浸在他的實驗裡，身為主導人的他，幾乎也開始演得像個典獄長一樣，不覺得有什麼問題。直到這位博士生告訴他，"我一直很尊敬你，可是你現在所做的完全跟我認識的你不一樣。如果這才是真的你，那我非常的失望。"因為這一番話，讓他突然驚醒，才下令停止這個實驗。也許一個人不能夠扭轉什麼，可是如果完全沒有人跳出來講話，那麼沒有人知道這個實驗會死多少人， 走到多麼錯誤的地步。(註:也感謝這個實驗，今日在美國做研究只要跟人有關的取樣，都要通過繁復的審查，是研究生頭痛的惡夢)。


我想我應該只會是一個在社會限制的角色下，默默活在這個角色裡的人。在Milgram的電擊實驗裡，只有極少數的人在面對得電擊一個無辜者的時候，敢反抗一個看似具有絕對權力的操控者，丟下實驗走開不做了。這些敢為著自己相信的價值反抗權柄的人，在比例上非常的少，通常是一些我們所謂的英雄人物(或說是具爭議性的人物，如最近鬧得很大的wikileaks創辦人)。有了這些少數的人，不公義的角落才得已被揭露在陽光下，整個社會才能夠進步，所有的人也都因此受益。我只能說，我尊敬這樣的人。